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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掌声持续了良久，在汪立鹏的示意下才渐渐停息。

    每个人的脸上都多了几分光彩，会议室里压抑沉闷的气氛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口子，透进了些许新鲜的空气。

    汪立鹏亲自主持会议，没有多余的废话：“好，时间紧迫，下面，就由侯兴辉同志，向章恒副组长，也向在座的各位，再次系统、全面地汇报一下‘7·31’案件截至目前的所有情况、线索、进展，以及我们遇到的主要困难和疑点，大家认真听，有补充的随时提。”

    侯兴辉站起身，走到投影幕布前。

    他打开电脑，幕布上出现了现场勘察照片、骸骨特写、法医报告摘要、失踪人口信息汇总表等。

    他的汇报专业、详尽，但也透着一股难言的疲惫和无奈。

    情况正如章恒之前了解的那样，甚至更加具体和令人沮丧：尸骨与头颅年龄的矛盾确凿无疑；现场及周边未发现任何关联物证；对近十五年失踪人口的初步排查尚未发现高度吻合对象；各种侦查假设均因缺乏支撑而难以推进……

    可以说，除了那具充满谜团的白骨，专案组几乎一无所获。

    章恒坐在汪立鹏身旁，听得极其认真。

    面前的笔记本上，他快速而清晰地记录着关键词。

    他偶尔会抬手打断侯兴辉的汇报，提出一两个非常具体的问题，比如：“法医对颅骨损伤的微观检验做了吗？是否有陈旧伤愈合痕迹？”

    “十年前北江一中操场及周边区域，是否有过大规模施工或改建记录？”

    “失踪人口排查中，有没有特别关注那些失踪时随身物品可能较少的群体，比如外来务工者、与家庭关系紧张离家出走的青少年？”

    他的问题往往切中要害，显示出对法医学、侦查学和犯罪心理学的深刻理解，让侯兴辉和在场的部分技术骨干不由得收起了一丝轻视，回答时也更加慎重。

    会议进行了大约三四十分钟，章恒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已经从之前的“道听途说”层面，深入到“掌握核心难点与现有全部信息”的层面。

    脉络逐渐清晰，挑战也空前巨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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